網絡女主播直播換衣服60萬人觀看(組圖)

2016年1月14日，上海，為了做直播，丁瑤每天要花一個多小時來化妝。

她們之中，有的住在上海千萬元豪宅裏，有的住在單位提供的小房子裏。她們在不同的房子裏大多穿著暴露，對著電腦攝像頭，不時做出曖昧的動作。

她們之中，有的是在校大學生，有的是來自偏遠地區的年輕無業女子。她們身份不同，她們處境相似，懷著一個明星夢，亦或想快速賺更多的錢。

她們在經紀人的勸說下，或在網民的追捧聲中，遊走在摻雜色情、違法的灰色地帶，有的被男友提出分手後依然不願離去，有的在自我奮鬥，準備離開這個行業。

她們是互聯網時代興趣的網絡直播。除了女性，這個行業亦有不少男性，他們遊走的江湖中，甚至還摻雜著暴力。

她們和他們，近日引發網絡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2016年1月10日淩晨，鬥魚TV一名男主播與一女子赤裸身體，在平台上直播性行為。此前在2015年最後一天，鬥魚TV一名主播在上海駕豪車玩直播，撞傷2人。在另一個知名的YY直播平台，旗下主播在2015年8月8日直播性行為。而日前，虎牙直播在戶外綜藝直播中，主播因口角引發鬥毆，一男子頭部受到重創，血流不止。

她們和他們，隻是中國龐大人口中極小的一部分，但其影響力不容小覷。借著互聯網的渠道，有業內人士根據2015年的調研報告預測，2016年，每個月看一次網絡直播平台的用戶數可能在1億人次左右。

巨大的蛋糕吸引著網絡主播們，衝擊著她們的底線，甚至影響著中國大批年輕人的未來。

連日來，記者走進多名在上海的女主播生活。了解她們和他們，對找到有效監管方法、規範行業行為是第一步。

60萬人盯著她一件件換衣服

“可以嗎，我直播你的采訪？”

對著客廳的鏡子，邊化妝邊和我聊天的丁瑤突然說。

鏡子的另一端，是和一台黑色台式電腦、一個話筒和一台大功率的聚光燈。這名擁有48萬粉絲的網絡主播，正在仔細地描眼線。落地窗外，黃浦江上星光點點。這裏是上海陸家嘴的核心區域，她暫住的這套房子100多平米，市值大約1500萬元。

得到同意之後，她有點興奮，跑進臥室，翻出一根自拍杆，裝上一台為直播特意買的iPhone 6 Plus手機，對著鏡頭說，“今天有記者來采訪哦，大家的彈幕要給力一點哦。”

采訪繼續進行，屏幕上飛出一堆彈幕，粉絲們七嘴八舌，“記者過來坐坐”、“記者好白”、“找助理演的吧”、“小心假記者”。

丁瑤每周的日程安排。

丁瑤隨時隨地都能直播。有次，她去劇場聽郭德綱的相聲，舉著手機，跟十幾萬人直播。過了一會兒，劇場的工作人員把她送到派出所，說她偷錄人家的演出。

直播完我的采訪之後，今天的新節目馬上開始：跳鋼管舞。

她把手機交給我，爬上鋼管，用雙臂拉起自己的身體，麵對鏡頭，笑著擺出幾個姿勢，動作撩人。

丁瑤剛滿23歲，學法律出身，拍過網絡劇、上過雜誌、但都是“跑龍套的”，進入這行純屬偶然。

兩個月前，有個經紀公司的朋友告訴她，“做主播在韓國，月入百萬元”，還讓她看其他主播的視頻，對著鏡頭舔一下，或者吃個香蕉什麼的。

最開始，她拒絕了，“我就說，我不想走這種風格，可能幹不了這種。公司的人給我洗腦，說‘屌絲也是要看女神的呀’。”

做主播的第一周，她還是放不開，覺得自己是個“高冷的天蠍座”。有人發彈幕提問，她也不太愛理。一周後，經紀人批評她，要她多跟粉絲互動，才能漲粉。

她翻了一圈其他主播的直播間，“懂了，從此迅速走紅，兩個月做到48萬粉絲。”人氣最高的一次，有60萬人同時盯著屏幕，看她在電腦前一件件更換從韓國買回來的衣服。

不斷有人在直播裏送她“火箭”。這是一種虛擬貨幣，粉絲購買後，一架帶著買家名字的卡通火箭，會從屏幕上飛過，遠比普通粉絲的彈幕醒目。

每支“火箭”的價格是500元人民幣。有個90後的土豪，曾經一口氣為她刷幾十個“火箭”，占滿了整個屏幕。經過平台和經紀公司的分成後，它們將折現，成為主播的收入來源。

收到“火箭”後，丁瑤會起立，在攝像頭前跳舞、飛吻、擺出可愛的姿勢和眼神，然後把送“火箭”的粉絲名字念出來，表示感謝。

“很年輕，虛榮心很強，他們一進房間別人就會知道。”丁瑤邊化妝邊評價粉絲，“也不排除，就是想要泡一個女主播。”

優秀的網絡主播，年收入已經過百萬元，雖然丁瑤堅持“收入保密”，但巨大的粉絲數量讓她成為了這個平台的佼佼者之一。

她的粉絲、一名大三男生說，丁瑤是個典型的白富美，身材“符合男性的一切幻想，穿衣品味也好過那些鄉村女主播”。

對著落地鏡一邊化妝，丁瑤介紹起她最近在看一本與互聯網有關的書，睡覺前，她有聽《邏輯思維》的習慣、也愛看《奇葩說》、《曉鬆奇談》這類綜藝節目，希望可以在直播時能聊一些有趣的話題。

但是，“他們還是看身材。”丁瑤搖著頭說，遊戲直播平台的娛樂主播在造型上必須保持新鮮感。一間儲藏室堆滿了丁瑤在直播時穿的衣服，這些衣服的麵料輕薄，大多是一次性的。丁瑤挑出了一件聖誕節時穿著的裙子，紅色的裙子胸前綁帶，裙子下擺剛剛超過丁瑤的臀部下沿。

“鄉村女主播”的成功渴望

第二天，我真地見到了一個“鄉村女主播”。

在上海郊區一家三星級賓館的總統套房裏，倩倩和其他4名主播站在一起，光著腳，穿著比基尼，在沙發、浴室、床上輪流拍宣傳照。

她相貌平凡，臉大，鼻子略塌，染了一頭過時的黃頭發，說話有濃重的口音。

經紀人甚至都記不住她的真實姓名：“紅花也要綠葉配，有的人就是綠葉。”

被稱做綠葉的倩倩，來自福建農村，上一份工作是10086的客服。現在，怕保守的家人誤解，她還騙家人，說在“辦公樓裏上班”。

她以前不化妝、很少買衣服，不去KTV，生活很簡單：上班、下班、買菜、做飯。她很想改變這種生活，一次選秀真地改變了她。

看到朋友圈裏有人分享主播的消息，倩倩也報名選秀。雖然落選，但被另一家公司看上了。為了適應這份新工作，她化了濃妝，衣著前衛。男朋友接受不了，認為她變得“妖裏妖氣”，兩個人分手了。

她的故事讓知情者感歎如同日本電影《裸》。這部電影中，來自新瀉鄉村的18歲美麗女孩山瀨廣美高中畢業後，和男友攜手前往東京闖蕩。廣美做著一份穩定的機場安檢工作，但在生活的壓力和對明星夢的追求下，她接受在澀穀街頭遇到的經紀人的邀請，開始拍攝極度誘惑的平麵寫真。隨著人氣上升帶來的滿足感，雖然男友發現後和她分手，閨蜜也離她而去，她還是離那條底線越來越近。

倩倩沒想過要像《裸》中的主角一樣走那麼遠，但為了拉粉，她慢慢學會了主播們的拉粉方式。

因為住處條件比較差，“屬於女生宿舍那種”，她每天都在經紀公司做直播。從零起步，慢慢拉粉絲，她總結出了經驗：“舞蹈組合會比較簡單一點，隻要跳舞，別人會幫你喊麥。”

她會琢磨粉絲，每天要關心他們，吃飯沒有，睡覺沒有等等，“其實是很煩的一件事，每天你要關心很多人，今天日子過的怎麼樣，而且要記住他們所有的東西。”

琢磨粉絲，是要吸引“土豪”。這些人，出手大方，怪癖很多。有人進來都不講話，讓你認為他不在，“感覺對了，他突然刷刷刷給你刷一筆錢。”

雖然粉絲少，每次最多也就幾百個人看，但仍然掙了“比以前多很多的錢”。

網絡主播們的江湖裏，丁瑤所擁有的，正是倩倩所渴望的。

來自上海的29歲直播平台用戶王先生告訴我，自己在近3個月的時間裏為一名網絡主播投入近30萬元。他曾在一次平台組織的比賽中，為自己喜歡的主播刷了近5萬元的禮物，幫助她獲得了活動的第一名，“隻要她高興就好。”

在賓館拍攝現場，其他主播帶了胸貼，而倩倩沒有。她處在一個尷尬的境地：不想放過這個宣傳的機會，又不好意思跟別人借。

顯然，她對成功有著更強烈的渴望。沒有猶豫太久，她當著男攝影師的麵，躲在沙發後麵，脫下胸罩，用手擋著胸部，湊合拍了照片。

“每個月1億人次看網絡主播”

鋼管舞的直播隻進行了2分鍾，直播畫麵突然出現黑屏。

丁瑤一下子收起了臉上職業的笑容，從鋼管上跳下，拿起手機，喘著氣說，‘可能是鋼管舞不讓播。’

她的判斷非常準確，經紀人馬上發來訊息，“非常時期，不能跳的。”

粉絲們也紛紛抱怨，“‘房管’來了”。

“房管”是對鬥魚直播房間管理員的稱呼。2015年12月31日，鬥魚TV旗下一名主播在上海直播駕豪車，結果釀成車禍，撞傷2人。幾天後，2016年1月10日淩晨，鬥魚TV另一名主播與一女子赤裸身體，在平台上直播性行為，引起軒然大波。

隨著媒體的介入，丁瑤和同伴感覺對網絡主播的管理驟然收緊。她所在網站的首頁，開始出現一條《網絡直播自律公約》，要求節目不能“色情、暴力血腥、消極反動以及有擦邊球嫌疑”，並“要求主播都能加入”。

監管在加強，但並沒有影響這些活躍著的網絡主播。據艾瑞谘詢互娛分析師王靜怡分析，遊戲直播平台在電競類遊戲行業中可以為遊戲拉入流量，提升用戶粘性。根據2015年的調研報告，遊戲直播平台用戶中，19歲到35歲用戶達到68%，男女比例為4：1，她預測2016年，每個月看一次的直播平台的用戶數可能在1億左右。

巨大的蛋糕吸引著一批又一批網絡主播們，也衝擊著她們的底線。

“網絡主播目前主要有兩類人，第一類是在讀的大學生，第二類是沒找到好工作的外地年輕人。”姀星源造星夢工廠的負責人趙紫承分析網絡主播的構成，“大主播一般都是玩情商的，同時職業度也更高。職業度就是我可以給你產生曖昧，但是我永遠都是冷血的。我之所以和你溝通就是為了讓你留住。”

在網絡直播平台上，幾乎每一個主播都需要歸屬於一個“公會”，而“公會”背後則有經紀公司在操作。隨著網絡紅人興起，越來越多的經濟公司隨著誕生。

這類經濟公司好比流水線，而這些主播則是流水線上的產品，一個接一個地被加工。

“一個女生通過麵試後，先發現她身上的特點，再根據特點安排她上形體、舞蹈、聲樂課程，教她怎麼用直播軟件，直播時燈光怎麼調，什麼樣的妝容化妝、服裝、各個平台的規則，怎麼吸引土豪給她砸錢。”趙紫承總結出打造一個娛樂主播的順序。

趙紫承雄心勃勃，對網絡主播事業高度認可，認為這個造星計劃“在把素人變成明星”（素人在直播圈批是平常的人、樸素的人）。

但是，丁瑤並沒有認為自己走在明星的道路上。

網絡主播丁瑤收藏的鞋子。

她仍然夢想成為一名真正的明星，像她曾經合過影的前輩趙雅芝那樣的，做主播隻是為未來的自己積累粉絲。

她的桌子上，放著她穿三點式內衣的寶麗來相片。這是準備送給真愛粉的禮物。所謂“真愛粉”，判斷標準是“經常給你留言啊，會經常來看你啊”。

她認為，做一個女主播最好的出路就是，你積攢一些真愛粉，可以做到一呼百應，有人願意支持你，“比如開個淘寶店什麼的。”

同樣不認同這條道路的，還有倩倩。

她自考考上了上海某學校的會計專業，打算再做兩三年主播，會計學得差不多了，與經紀公司的合約也到期了，就退出這一行，“這種都是青春飯，我要是考出了會計，肯定不會做主播了。”

她有點憂慮，在網上留下了太多痕跡，以後轉行後會有負麵影響。但現在沒有更好的辦法，“隻能好好工作，努力學習，爭取盡快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有時會碰到言語輕佻的粉絲，她假裝沒看到，含糊過去。

她想起以前做客服的日子，經常有人半夜無聊打電話調戲，“姑娘你在哪裏？我去找你吧？”

公司規定，不允許主動掛電話，否則扣獎金。她隻能裝作沒聽到，耐著性子，一遍遍對著電話重複，“您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嗎？”

“網絡直播平台亂象源於監管體係混亂和紅線標準不明晰。”1月18日，有著十多年網絡視頻行業管理經驗的香蕉影視CEO王玨直接揭示色情暴力直播頻發原因。

直播性行為，直播駕豪車撞傷人，直播中出現群毆……網絡直播平台亂象近日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一個麥克風、一個攝像頭成了虛擬世界裏的掘金工具。直播平台的背後藏匿了什麼？網絡色情暴力問題該如何解決？

目前，管理網絡的部門主要有通信管理、互聯網新聞宣傳管理、公安等，文化、廣播電影電視管理、新聞出版等部門也有一定監管權利。律師顧子幹建議，這些部門需厘清監管職責，讓監管更加有效。

不止一位法律人士還告訴記者，建立分級製度可以作為解決方法之一。

上海市人大代表金可可表示，完善互聯網的立法，要及時具體化、細化，可以操作。另外，有關互聯網管理部門也應該更有責任心，對出現的問題要及時發現，及時處理。

網絡主播正在拍攝宣傳照。

女主播多吸引三線城市用戶

此次涉事的鬥魚TV是一家以遊戲為主的直播平台，同類的還有戰旗、熊貓TV、虎牙等。

艾瑞谘詢《2015年中國遊戲直播市場研究報告》總結了遊戲直播平台的四大盈利來源：簽約費及工資、自營業務收入、廣告、虛擬道具分成。

近兩年，消費能力強的工作已婚男性成了遊戲直播核心人群。根據艾瑞谘詢2014年統計數據顯示，已婚有子女男士占到消費人群的49.3%。用戶年齡以25-30歲為主。性別差異懸殊，男女比例達到4:1。

虎嗅網編輯馬偉民長期關注直播平台行業。他稱，“YY直播、9158視頻等主攻秀場類。鬥魚、戰旗等也在做。”他口中的“秀場”即娛樂類直播，一群有顏值、身材不錯的女主播唱歌、跳舞，或者與粉絲聊天互動。

“主播可以靠唱歌、撒嬌吸引大量觀眾。”馬偉民舉例說，“有女主播同時結交兩個土豪，讓他們爭風吃醋，兩個土豪一晚上在平台上砸下100萬元也是有的。”

曾在熊貓TV擔任娛樂類女主播的SG Anna介紹，“會有特別大方的粉絲給我送禮物，一般五六千元的錢包、首飾，貴的有2萬多元的項鏈。”

據報道，在戰旗TV上平均每天約有600萬人在11.2萬個直播間裏逗留，其中20%~30%的用戶會真金白銀地為主播“刷禮物”。在戰旗TV的8593萬注冊用戶中，三線城市的用戶占比高達44.86%。

“如今三線城市中的小老板群體收入不少，但精神生活很空虛，平時除了逛KTV等娛樂場所外，就沒別的愛好了，便開始把目光投向網上。”馬偉民分析，“如果脫光了又太赤裸，秀場的精髓就在於介於兩者間的曖昧。粉絲掏錢之後會有人喝彩，女主播也會給與回饋，能產生一種滿足感。”

主播收入的55%被平台和經紀人抽走

經紀人在網絡直播產業利益鏈中占據重要一環。

重慶一所大學的大四男生齊心（化名）在優酷來瘋上兼職主播。他介紹，進入這個行業需要通過“家族長”，“錄一段才藝視頻給‘家族長’看，他會幫你推薦給直播平台。”這其中的“家族長”是指經紀公司，以工作室的形式招攬生意。

齊心說，“‘家族長’看上去和我年紀差不多大，幾乎每次都會觀看我的直播視頻，結束後會給我提意見，幫我改進。”

馬偉民稱，YY等平台已被“家族長”壟斷。他們招募、包裝女主播，甚至培訓她們如何撒嬌，推上平台，“主播的群體魚龍混雜，有大學生、白領、職業遊戲玩手等，進入門檻幾乎為零。”有的“家族長”也包吃包住，將租來的大房間隔成無數小間，每間都設置一個麥克風、一個攝像頭，主播便可在屋內工作居住。

足不出戶就可以掙錢，網絡主播吸引了不少年輕男女的視線。打開招聘網站，可發現對網絡主播無工作年限、學曆等要求，看顏是第一位。月薪多集中於4000-15000元。

“個別主播一個月收入最高可達幾十萬元，但內部差異非常大。普通情況下主播的工資並不高，在幾千到1萬元，全職人員會有三四千元底薪。”馬偉民說。

SG Anna一共做了15天主播，最終拿到平台發放的4000元薪水。

“我認識一個遊戲主播，從晚上6點直播到早上6點，一個月有五六萬元收入。”直播平台用戶張先生表示。

主播齊心的合約顯示，通過收禮物獲得的收入，平台抽取40%，“家族長”獲得15%，餘下的歸自己。

“現在這個圈子幾個大腕已經把蛋糕分得差不多了，所以有些默默無聞的新人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用戶張先生並不認為主播很好當。

網絡主播正在拍攝宣傳照。

常打淫穢色情“擦邊球”

目前，幾大直播平台也承受著“成本之痛”：高昂的寬帶費、天價主播簽約費及電競賽事和遊戲版權費。

龍珠直播斥資2000萬元簽約主播MISS（韓懿瑩）。熊貓TV年前簽約韓國女主播尹素婉，第一次國內直播就創下了同時在線70萬人的盛況。

馬偉民直指，“如今，幾大平台仍處於‘燒錢’搶占市場階段。不過現在不賺錢不代表以後不賺錢，但移動互聯網的本質就是流量，隻要能夠聚攏起人氣，變現的模式就有很多。”

當下，幾大平台背後各有“金主”撐腰：熊貓TV有王思聰，虎牙背後是YY，戰旗則有浙報傳媒護航。“這個領域必須有錢才搞得起來。”他強調。

用錢砸出來的平台、可以抽成的“家族長”、一嚐明星夢的主播……三方統一向“錢”看齊，情色與暴力成了灰色驅動力。

2015年12月31日淩晨，一名鬥魚TV主播駕豪車直播，結果撞上出租車，傷及2人。

2015年11月，鬥魚TV一主播攜無人機進入校園，直播偷拍女生宿舍。

2014年10月18日夜間，鬥魚TV某號稱60萬粉絲的女主播因玩家刷屏辱罵她，並將她與另一名女主播比較，怒不可遏，在直播中割腕，房間人氣頓時攀升至45萬。

另外，戰旗TV某男主播曾直播生吃動物：毛毛蟲、娃娃魚、老鼠、蜘蛛都上了他的餐桌。

更普遍的是，直播室中的女主播在視頻中“不小心”露點、故意穿著暴露，或者中途換衣、洗澡，一次次打著“擦邊球”。甚至有用戶爆料直播房間內討論嫖娼行情，遊戲直播時爆粗口也仿佛稀鬆平常。

除這些之外，直播平台還熱衷搞些“小動作”。

馬偉民透露，“所有的直播平台都在刷粉絲數據，比如播放量僅1萬，硬被說成10萬。對於靠收禮物營收的主播，有平台假冒金主和用戶真土豪‘對掐’，你砸1萬元，我就砸1.5萬元，來激對方出更高的價碼。”

但平台也有“受傷”的時候。

馬偉民稱，有主播幹脆在自己的直播間內打上支付寶賬戶，跳過平台抽成，私吞收入。如果主播的名氣夠大，平台對於這樣的違規非常頭疼，想封殺卻不敢封殺，因為仍需要靠他聚攏人氣。

此外，不少平台高價挖來的主播，卻因更大的誘惑另謀高就在圈內也早不新鮮。

網絡主播收到經紀人的訊息，提示近期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

直播難進行追溯和複查

如何杜絕涉黃涉暴力的直播視頻？業內人士表示很難從源頭杜絕。

馬偉民稱，類似鬥魚、熊貓、虎牙這些直播平台都會設立一個審核小組，主要針對直播房間進行監察，看有沒有一些疑似出位的舉動，目前平台會從兩方麵監測。

一個是關鍵詞，也就是房間名稱中帶有一些敏感詞語，比如脫衣、做愛等。一般來說，違規的詞語係統會自動封殺，但如果是打情色“擦邊球”，審核人員會重點監控。對於粗話髒話，平台無法有效控製。

另外，審核人員根據房間的PCU（在線觀看人數）判斷。一般來說，直播情色內容的房間會在短時間內湧入大量用戶，導致PCU值劇增，審核人員對於這些流量可疑的房間會重點排查，如果發現違規，會立即封殺。

一家網絡直播平台的負責人林女士補充說，還可運用捕捉畫麵的技術手段監控。涉黃畫麵在後台數據可以設置，捕捉到了就會從雲端把視頻掐掉。

女主播SG Anna曾經因為上節目時大尺度露乳溝，被熊貓TV管理監控人員封殺，不過3天後就解禁了。“微露乳溝就不會被管控。”她目前已能把握分寸。

鬥魚TV一主播直播性行為的第二天，鬥魚TV就在首頁貼出了《網絡直播自律公約》，要求不能以任何形式播放和宣傳帶有色情、暴力血腥、消極反動以及有擦邊球嫌疑的節目。

但平台監管漏洞仍存在。

中國互聯網協會研究中心秘書長胡鋼稱，網絡直播平台的盈利模式可能會讓平台運營疏於監管。另外，網絡直播形式的特殊性讓不少網絡主播存在僥幸心理，鋌而走險尋求刺激。

“事實上，一個直播平台峰值時幾千個房間同時在線直播，幾個人的團隊如何管得過來？由於直播的性質（並非錄播），較難進行追溯和複查。”馬偉民補充。

網絡法規需進一步細化

國家網信辦發言人曾表示，任何在網上傳播淫穢色情信息的網站、提供淫穢色情信息服務者，都要為此承擔法律責任。

根據《互聯網信息管理辦法》規定：若涉事主播為平台簽約，其行為則應屬職務行為，直播平台應該承擔管理責任。若主播僅為注冊會員，在平台不知情前提下直播不雅視頻，其個人將承擔法律責任，但若平台知曉卻放任不管，平台也應負管理責任。

上海凱曼律師事務所律師白耀華日前表示，對於鬥魚直播性愛事件，法律在某些細節的認定上可能會有不到位的地方，但是對於傳播淫穢信息的行為已不存在立法空白，“不雅的畫麵是否達到淫穢物品標準，需公訴機關來界定。如果達到的話，傳播淫穢物品情節嚴重的話，涉嫌構成犯罪。”

“對於不雅或淫穢視頻，目前麵臨一種尷尬，當事人已經把一些不雅視頻刪除了，但視頻流傳到了其他環節，別人在傳播，這時候已經超出當事人的控製了。”白耀華稱。

他認為，未來這方麵的法律還需要進一步明確細節，比如在聊天軟件中，轉發淫穢視頻，如何界定次數？以聊天軟件中的人數來定？還是以大家轉發的次數來定？或是以把這些作品往外發的次數來定？這些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討，進而可以更方便量刑。

複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陳建雲認為，“除了相關網絡直播平台強化技術監管，從源頭杜絕問題視頻，另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網民用戶要提高自律性，不要轉載傳播。若是遇到這一類視頻，網民應該第一時間舉報，發揮社會的力量。對於那些為了經濟利益而傳播淫穢暴力視頻者，應該加大處罰力度。”

胡鋼表示，網絡直播確實是一個比較新的問題，遊走在道德和非道德、合法與違法邊緣。應該適度規管，既保證傳播主流，弘揚正能量的內容，又保證相關個人能享有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做到公共安全和個人自由的適度平衡。

直播平台和監管部門都要負起責

“網絡直播平台亂象源於監管體係混亂和紅線標準不明晰。”1月19日，有著十多年網絡視頻行業管理經驗的香蕉影視CEO王玨揭示色情暴力直播頻發原因。

王玨曾是電競行業PLU創始人、Neo TV副總裁。他承認，直播平台如今對於涉黃涉暴力內容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對主播管得太嚴就會流失觀眾，但這非長久之計。

此外，不止一位法律人士昨日表示，建立分級製度可以作為解決方法之一。

劍湖律師事務所律師顧子幹強調，麵對亂象，直播平台首先得從自律做起。顧子幹認為，一方麵，應強化監管部門對網絡直播平台及類似的自媒體直播的約束，網站對於主播的提成等等必須在審查內容不違規後支付。

另一方麵，推行網絡直播平台、投資人、經營團隊核心成員、網絡主播四方麵主體的網絡文明信用製度，對“打擦邊球”次數或社會影響程度超過一定數量的個案，要同時將上述四方麵主體拉入黑名單，給予同樣的“禁賽期”；而對於嚴重挑戰監管規定、法律要求，並引發極其惡劣社會影響的個人，應當對上述四方麵主體均給予“終身禁賽”處罰——企業吊銷執照；相關人員則終身禁入網絡傳播、新聞傳播、出版、廣電等相關行業；對於涉及色情暴力的主播應當禁止其再進入該行業。

就政府層麵，多部門如何配合監管到位也值得關注。

顧子幹介紹：“現在管理網絡的主要是通信管理部門、互聯網新聞宣傳管理部門和公安部門，以及文化部門、廣播電影電視管理部門和新聞出版部門。”

他建議：“未來，負責網絡犯罪的還必須是公安部門，建議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設立專門的監督單元，然後進行有效對接，簽訂信息開放協議，減少地方部門與網絡平台的‘隔空喊話’。這次就出現江蘇網警微博喊話鬥魚直播，事實上鬥魚是注冊地在武漢的公司，所以公安部內部可以設立大區的網絡監管部門，如果發現違規現象，可以第一時間追究到平台的責任。”

立法對“色情”定義較難

除了通過各方監管防控色情暴力等內容，網絡分級製或許是一帖解藥。王玨認為，“網絡支付已如此發達，分級製度執行起來應該不存在技術瓶頸，比如網絡實名製。”

不過，上海市人大代表金可可對此持謹慎態度，“應該在進行嚴格限製的前提下，再進行局部的實名製和與之伴隨的分級製。”金可可表示，局部的實名製例如上視頻網站觀看類似女主播等內容的實名製是很有必要的，“這是互聯網經營者的義務。”

顧子幹補充說：“除了分級製度，還可實行‘黑名單’製度，通過設置，實現限製訪問帶有違法信息內容的網站。”

金可可建議，完善互聯網立法的同時，有關互聯網管理部門也應該更有責任心，對出現的問題要及時發現，及時處理。

也有網友疑惑法律法規對於色情的定義是不是不夠具體，導致網絡直播頻打“擦邊球”？顧子幹稱，認定網絡色情傳播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或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涉及到傳播內容是否具有誨淫性，但無法像毒品一樣客觀量化，這涉及個人的主觀感受，不同的成長環境、年齡段和知識背景都會導致差異，因此難有相應的鑒定程序。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沈亮解釋，“色情”本就是個模糊概念，下定義是很難的事，立法者、司法者還有漫長的路要走。